这本书从酝酿、构思到起草初稿，用了两年半的时间。此后，几位同志帮我看稿、审稿、修改，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。这样算来，差不多花了3年的时间。现在总算出版了。
1979年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刚刚胜利结束之后，许世友很强调总结经验，他认为那次作战的规模仅次于抗美援朝战争，是我军几十年没有打过的大仗了。他还认为那次作战有很多特殊的情况，并且正因为情况特殊，就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经验。我们可以也应该从这些特殊的新鲜经验中揭示普遍规律，研究新的战役指导思想，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东西。为此目的，他领导广州军区各级机关、各级干部进行总结。但是，他们没有浅尝辄止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。
1980年，许世友调中央军委工作，可是他没有去北京居住，而是又回到南京他住习惯了的老房子。1981年，我被调到南京军区工作后，我们经常来往，也经常谈起1979年的对越还击作战方面的有关问题。
1984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去看望他，又说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事。他说：“老周啊，这一仗是我军抗美援朝以来打的最大的一仗，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是今生今世打的最后一仗。这一仗地形特殊、气候特殊、对手特殊、民情特殊，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一下。我们应当用回忆录的形式，把经验教训写出来，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东西。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你是当时广州军区的参谋长，各方面的情况你都清楚，你负责把他完成吧。至于这一仗打得如何，中央军委是肯定的，外界有不同的说法，下面有不同的认识，这不奇怪，还是让广大干部去评说，让广大人民去评说，让历史，让后人去评说吧！”
第二天，我就在南京军区司令部、作战部、情报部、军训部选了4位同志，又把作战部薛阿德副部长找来，研究写作计划。这以后，4位同志分别去作战地区和参战单位搜集材料，分头起草。经过两年时间，形成了一部37万字的初稿，定名为《师出有名》，送给解放军出版社。出版社总部审查，总参指出有6个方面的机密，不同意出版，就被封存起来了。
许世友逝世后，因没完成他交待的任务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安。经过思考，决心采用纪实文学的样式，以不属于机密的材料为主，并采用多方面的隐蔽措施，重新进行构思，形成了这本书的体系，定名为《许世友的最后一战》。
这本书中仍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《师出有名》中的材料，这得感谢薛阿德、王加东、蒋纯清、郭心亮、任丛林、夏伦全诸同志。他们几位深入当年的战区和参战部队，费了很大力气采访，又费了九牛之力废寝忘食地写出了《师出有名》的初稿。在此基础上写作现成这本书，可算是“坐享其成”了。
1979年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刚刚胜利结束之后，许世友很强调总结经验，他认为那次作战的规模仅次于抗美援朝战争，是我军几十年没有打过的大仗了。他还认为那次作战有很多特殊的情况，并且正因为情况特殊，就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经验。我们可以也应该从这些特殊的新鲜经验中揭示普遍规律，研究新的战役指导思想，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东西。为此目的，他领导广州军区各级机关、各级干部进行总结。但是，他们没有浅尝辄止，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。
1980年，许世友调中央军委工作，可是他没有去北京居住，而是又回到南京他住习惯了的老房子。1981年，我被调到南京军区工作后，我们经常来往，也经常谈起1979年的对越还击作战方面的有关问题。
1984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去看望他，又说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事。他说：“老周啊，这一仗是我军抗美援朝以来打的最大的一仗，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是今生今世打的最后一仗。这一仗地形特殊、气候特殊、对手特殊、民情特殊，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一下。我们应当用回忆录的形式，把经验教训写出来，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东西。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你是当时广州军区的参谋长，各方面的情况你都清楚，你负责把他完成吧。至于这一仗打得如何，中央军委是肯定的，外界有不同的说法，下面有不同的认识，这不奇怪，还是让广大干部去评说，让广大人民去评说，让历史，让后人去评说吧！”
第二天，我就在南京军区司令部、作战部、情报部、军训部选了4位同志，又把作战部薛阿德副部长找来，研究写作计划。这以后，4位同志分别去作战地区和参战单位搜集材料，分头起草。经过两年时间，形成了一部37万字的初稿，定名为《师出有名》，送给解放军出版社。出版社总部审查，总参指出有6个方面的机密，不同意出版，就被封存起来了。
许世友逝世后，因没完成他交待的任务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安。经过思考，决心采用纪实文学的样式，以不属于机密的材料为主，并采用多方面的隐蔽措施，重新进行构思，形成了这本书的体系，定名为《许世友的最后一战》。
这本书中仍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《师出有名》中的材料，这得感谢薛阿德、王加东、蒋纯清、郭心亮、任丛林、夏伦全诸同志。他们几位深入当年的战区和参战部队，费了很大力气采访，又费了九牛之力废寝忘食地写出了《师出有名》的初稿。在此基础上写作现成这本书，可算是“坐享其成”了。
